民国时期的文坛轶事

一、鲁迅与沈从文之间的恩怨

 

来信引发连连误会，鲁迅沈从文结下恩怨。一个人的一生总是有很多的遗憾，就是应该做的事情没有做，或者是不该做的事情做了，这个就是很多的遗憾。其实文坛也是这样，文坛有很多事情本应该发生的没有发生，不该发生的却发生了。比如说文人之间的恩恩怨怨也很难说谁是谁非，但是文人之间历代都有说法叫文人相轻，就是文人之间可能你瞧不起我、我瞧不起你，这个很浅显的一种说法。其实文人之间的恩怨有很多是有大的文化背景、历史背景和政治因素所造成的。所以我们谈论文人之间个人恩怨的时候，其实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切入点来更深、更具体地了解历史文化它的发展、它的一些有趣的背景。

就像鲁迅和沈从文，他们之间的恩怨。大家知道鲁迅是中国现代史上最伟大的作家，这是当之无愧的，而且是公认的。那么沈从文的历史地位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当文革结束之后，人们又发现了一度被冷落的沈从文，所以现在对沈从文的评价越来越高，甚至有些文学史专家认为五四新文学以来中国最好的小说家，第一是鲁迅，第二就是沈从文。有意思的是这两个大文学家，他们之间从来没有见过面，而且有很深的过节。他们俩之间本来是可以见面的，鲁迅是1881年出生，沈从文是1902年出生，相差不到20岁。沈从文开始从事作品创作的时候是1925年，鲁迅去世是1936年，在沈从文走入文坛十年这期间，他是有很多的机会能够和鲁迅见面和建立联系的。但是恰恰相反，这么两个伟大的小说家、文学家，他们没有见过面，而且从一开始就留下了很多不可见的矛盾和意见。为什么沈从文在很大程度上不能够原谅鲁迅对他的误解？这要从1925年鲁迅收到丁玲的一封信谈起。

鲁迅的日记1925年的4月30号记了这么一句话，就是得丁玲信。就是这一天收到了丁玲的一封信，大家知道丁玲也是现代史上一位著名的女作家。她写过《莎菲女士的日记》，写过《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等，她也是30年代到40年代非常有影响力的作家。她4月30号的一封信就寄到鲁迅那里了，那么她为什么要写这封信呢？

这个时候丁玲正好从上海到了北京，丁玲的年龄和沈从文相当，沈从文是1902年的，丁玲是1903年的。那么丁玲在1925年的4月，这个时候在北京根据她自己写的回忆录，她自己只身从湖南到了上海，又从上海到了北京，她觉得这个时候很苦闷，觉得走投无路。那么她是喜欢鲁迅作品的，所以她觉得鲁迅应该是她人生指路的明灯。所以她写了一封信向鲁迅求救，就是希望鲁迅能够帮助她、关注她，能够支持她在北京有所发展。

那么鲁迅收到这封信以后，日记上就写了这么一句。但是故事在这几个字的后面发展的非常的复杂，就是说鲁迅当时收到这封信以后，他有两个年轻的朋友是文学界的编辑：一个是叫孙伏园，是编《晨报》副刊的。还有一个叫荆有麟，是编当时的《京报》副刊的。这两个编辑分头对鲁迅收到丁玲的信有不同的回忆。孙伏园的回忆录说当时鲁迅收到这封信以后，孙伏园来到鲁迅家一看这封信的笔迹说这个笔迹很熟悉，像给他们《晨报》副刊投稿的一个作者休芸芸，字迹纸张都非常相像。因为丁玲是女的名字，但是他知道这个休芸芸是男性，这个休芸芸就是沈从文的笔名。荆有麟后来写了一篇《关于鲁迅与丁玲的关系》的时候，他写到当时鲁迅收到这封信的时候，荆有麟正好站在旁边一看说这个不是休芸芸的信吗？他们告诉鲁迅写这封信的认不是女的，是一个男的。因为他的作品分别在《晨报》和《京报》副刊上发表。沈从文那个时候正好从湖南来到北京，是很年轻的文学青年，不是后来很有名的作家。一般人不知道这个休芸芸是他的笔名，但是孙伏园和荆有麟是知道的。他们一看认为这个是休芸芸男作家冒名女性作家给他写信。

鲁迅知道后非常生气，他生气的原因是这一年的北京已经发生过一个北大的学生冒女性的名字投稿，这个男学生叫欧阳兰，他用他女朋友的名字自己又编一个女性名字琴心来给北京的一些报社投稿，还给鲁迅写过信。在这种情况下，鲁迅对丁玲的来信表示很愤慨，觉得一个休芸芸这样一个男性怎么用女的名字来给我写信求助，觉得是要来骗他的。

这个事情还没有完，过几天又发生一个事情，就是当时也有一个文学青年叫胡也频，就是丁玲的第一任丈夫。当时他和荆有麟同时在编北京的副刊，曾经到鲁迅家见过鲁迅两次。但是在4月30号之后的某一天胡也频又来拜访鲁迅，他先递一个名片，因为当时有一个惯例，就是进门之前要交一个名片给佣人，然后佣人交给主人再决定就是见还是不见。当时胡也频的名片上写的是“丁玲的弟弟”。胡也频为什么这样写呢？因为正好这个期间胡也频认识了丁玲，而且疯狂的爱上了她。这个期间他知道丁玲正好有一个弟弟病故了，所以他就觉得她没有弟弟了，因为他比丁玲小一岁所以就自认为是丁玲的弟弟，所以他写了一个名片说是丁玲的弟弟来访，然后传进去了。鲁迅一看前两天是收到一封丁玲的信是冒充的，现在又出来一个丁玲的弟弟，所以说鲁迅很生气，也不管是不是胡也频，就大声说“告诉他，我不在家”，然后胡也频在外面听见就走了。

鲁迅对于这个事情耿耿于怀。他在过了几个月之后给钱玄同先后写了两封信。里边都以挖苦的口气提到这个事情，他是怎么说呢？第一封信他是这么说的，因为7月份的时候，沈从文正好在《京报》副刊上发表了一首诗，叫《乡间的笑》。鲁迅看了这个报纸以后，他就说这期国语周刊上的沈从文就是休芸芸，他现在用各种名字，欧阳兰也如此。到了再过几

天，他又把丁玲的信、胡也频的来访还有沈从文发表文章的这个名字又在钱玄同的信里又说，这个人文章还是很能写的，但是我为什么很生气呢？因为他化女人的名字来给我写信。这个就是当时丁玲的一封信所引发鲁迅1925年对沈从文的一个误会。

那么到底沈从文和丁玲之间有没有这种情况呢？有没有可能沈从文冒丁玲的名字给鲁迅写信呢？根据沈从文的回忆、根据周边的人回忆都是没有的。但是沈从文谈到一件事，他说当时沈从文、丁玲、胡也频很快就在一起认识了，我们写信都习惯于用硬硬的笔尖沾着蓝色的墨水，写在很窄的稿纸上，每一页写大概800字。那个时候沈从文和胡也频也开始文学创作了，丁玲1925年的时候还没有开始写作，所以那个时候他们字都是一样的，所以很多人都误会。包括叶圣陶编写《小说月报》的时候，收到过沈从文的作品、收到过胡也频的作品。后来到1928年的时候也收到了丁玲的作品。丁玲不出名，大家只知道沈从文胡也频。所以丁玲的作品寄到叶圣陶那的时候，叶圣陶也觉得是不是胡也频有另外一个名字或沈从文有另外一个名字。也还有这种误解，但是这个是很小的误解，对于年轻的湘西来的年轻的文学青年打击还是很大的。

 

二、巴金：钱，是用来买书的 

 

汽车库、储藏室、阁楼上、楼道口、阳台前、厕所间、客厅里、卧房内……在巴金偌大的寓所内，曾经到处是书。巴金爱书，在文化圈内是出了名的。他的藏书之多，在当代文人中，恐怕无人可比。　 

藏书多，自然在于书买得多。　 

巴金胞弟李济生曾谈起四哥爱书、买书的情况：“说到他最喜爱的东西，还是书。这一兴趣从小到老没有变。在法国过着穷学生的清苦生活时，省吃俭用余下来的钱，就是买自己喜爱的书。有了稿费收入，个人生活不愁，自然更要买书。‘1·28’日本侵略军的炮火毁去了他的住处，收藏的书也随之毁了。习惯已成，兴趣所在，书慢慢地又积累起来。去日本小住1年，就买了许多英日文版书带回来。有的名家作品他会不遗余力地搜集各种文字的译本。住屋几乎全放满了书。解放后搬了家，房子宽敞了，书架、书橱也随之增多增大。书房内四壁皆书，客厅内也顺墙壁一溜立上4只大书橱，连走廊上、过道上也放有书橱。一句话，无处不是书了。”　 

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巴金一家生活已很拮据，只剩下57元银元。萧珊从菜场买来价廉的小黄鱼和青菜，用盐腌起来，晾干。每天取出一点，就算全家有了荤腥蔬菜吃了。这两只菜，竟然支撑了全家半年的伙食。　 

一天傍晚，楼梯传来巴金沉重的脚步。萧珊和养子绍弥迎了上去，只见他提着两大包刚买的书，气喘喘的。萧珊问道：“又买书了？”“嗯，当然要买书了。”巴金回答道。从来就十分尊重，也什么都依着巴金的萧珊，这时说了一句：“家里已经没有什么钱了。”巴金问也不问家里到底还有多少钱，日子能不能过下去，就说道：“钱，就是用来买书的。都不买书，写书人怎么活法？”　 

第2天，他又带着孩子们去逛书店了。　 

巴金买书真的没商量。　 

在现存的300多封巴金与萧珊的通信中，有不少内容是关于寄钱买书的。1949年9月20日巴金书信萧珊：“昨天刚寄出一信，今早又收到你的信了。我还没有到开明去拿钱，过两天我会去拿的。其实我自己也不需要多少钱，不过来北平一趟总得买点东西带回去送人，我自己也想买几本书。”从中可以看出，巴金这时在北京，准备出席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巴金已寄信嘱萧珊汇钱来，等不及又发信回去。　 

这是一封巴金写于1956年6月23日的信，其中有这样一段：“这次买书较少，已寄了几包回去，大概还有几包。”已寄了几包回去，还有几包，这还是买得少的，那么多的呢？可以想象，巴金买书有多“狠”。这次寄信的地点也是在北京。据说，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巴金去北京，没有一次不买书回来的。琉璃厂、王府井，都是巴金必去的地方。 

 

三、老舍：我正在当“奴才”，给我的“皇帝”润色

 

抗战期间，北新书局出版的《青年界》，曾向作家老舍催过稿。老舍在寄稿的同时，幽默地寄去了一封带戏曲味的答催稿信：元帅发来紧急令：内无粮草外无兵！小将提枪上了马，《青年界》上走一程，吠！马来！参见元帅。带来多少人马？    来个字！还都是老弱残兵！后帐休息！得令！正是：旌旗明明，杀气满山头！

老舍40岁时曾写了个质朴自谦、妙趣横生的自传，全文如下：舒舍予，字老舍，现年四十岁，面黄无须。生于北平。三岁失怙，可谓无父；志学之年，帝王不存，可谓无君。无父无君，特别孝爱老母，布尔乔亚之仁未能一扫空地。幼读三百篇，不求甚解。继学师范，遂奠教书匠之基，及壮，糊口四方，教书为业，甚难发财，每购奖券，以得末彩为荣，亦甘于寒贱也。二十七岁发愤著书，科学哲学无所懂，故写小说，博大家一笑，没什么了不得。三十四岁结婚，已有一男一女，均狡猾可喜。闲时喜养花，不得其法，每每有叶无花，亦不忍弃。书无所不读，全无所获并不着急。教书作事均甚认真，往往吃亏，亦不后悔。如此而已，再活四十年，也许有点出息。

一次老舍家里来了许多青年人，请教怎样写诗。老舍说：“我不会写诗，只是瞎凑而已。”有人提议，请老舍当场“瞎凑”一首。“大雨洗星海，长虹万籁天；冰莹成舍我，碧野林风眠。”老舍随口吟了这首别致的五言绝句。寥寥20字把8位人们熟悉并称道的文艺家的名字，“瞎凑”在一起，形象鲜明，意境开阔，余味无穷。青年们听了，无不赞叹叫绝。

诗中提到的大雨即孙大雨，现代诗人、文学翻译家。洗星海即冼星海，人民音乐家。高长虹是现代名人。万籁天是戏剧、电影工作者。冰莹，现代女作家，湖南人。成舍我曾任重庆《新蜀报》总编辑。碧野是当代作家。林风眠是画家。

作家楼适夷有次去看望老舍。“最近写些什么？”楼适夷问道。

满族出身的老舍笑着说：“我正在当‘奴才’，给我们的‘皇帝’润色稿子呢！”

一阵大笑，方知老舍正接受一项新任务———为末代皇帝溥仪修改他的自传《我的前半生》。 

 

四、曹禺：常为客人大声念对自己的批评信

 

一生中成就、鲜花都有了的著名人物，到了桑榆晚岁珍惜自己的荣誉往往甚于生命。曹禺却不。每当客人来家看望，曹先生总是不忘取出画家黄永玉写给他的一封信，为客人大声念这封措辞严厉不留情面的信。信中这样写道：“我不喜欢你解放后的戏，一个也不喜欢。你心不在戏里，你为势位所误！命题不巩固，不缜密，演绎分析得也不透彻。过去数不尽的精妙休止符、节拍、冷热、快慢的安排，那一箩一筐的隽语都消失了……”曾听到曹禺念信的美国剧作家阿瑟·米勒这样回忆道：“这位对曹禺的批评，用字不多却相当激烈。曹念信的时候，神情激动。我真不明白当曹禺恭恭敬敬地(如果不是柔情一片的话)把这封信裱在专册里，现在又把它念给我听时，他是怎么想的。”

　　曹禺先生这种“傻气”中包孕着的率真心灵，是对艺术缺憾的真真切切悔悟！早在年轻时，曹禺就已经“傻”气附体了。当年在四川江安戏剧学院讲课时，曹禺感觉身体左边发凉，以为犯病了，请学生允许早下课，回宿舍才发觉棉衣左袖未穿上。又有一次他对吴祖光说：“左肩上有块肌肉在跳，不知闹的什么病？”解开衣服，坎肩上跳出一只小老鼠！拍戏时的“傻”气更是可观：一边专注地给演员说戏，一边心不在焉吃大饼，想起来就啃一口，戏拍完了，口袋里塞满了残缺不全的大饼。

 

五、汪曾祺：“我觉得我是比较可爱的人，因为比较真诚。”

 

作家汪曾祺曾经这样评价自己：“我觉得我还是个比较可爱的人，因为比较真诚。”不是真诚的人，说不出这样坦诚的话。汪曾祺确因真诚显得可爱，而他的可爱又往往以幽默的形式表现出来。这体现在他的文章里，更体现在他日常的言谈举止中。 

风趣幽默，不只是一种性格特色，更是一个人的人生态度、道德质量和智慧修养的具体反映。汪曾祺在《谈幽默》一文中认为：“富于幽默感的人大都存有善意，常在微笑中。左派恶人，不懂幽默。”

汪曾祺在与青年人交往中，常常自然地流露出善意的幽默，令人感到亲切，感到温暖，甚至得到某种关于人生的启示。1991年春，汪曾祺与一批首都作家到云南访问。看到同行的青年作家李迪被炎炎赤日晒成花脸，墨镜后雪白，镜外的鼻子黑且花。汪曾祺说：“李迪啊，为你写照八个字：有镜藏眼，无地容鼻。”人们闻之哗然，李迪自己亦笑得几乎倒下。

1987年10月，汪曾祺应邀去美国参加“国际写作计划”活动。一次，他参加一个宴请。主人是一对黑人夫妇，男的是诗人，他在上菜的间隙，朗诵了三首诗。汪曾祺代表客人致感谢词。他说：感谢诗人给我们念了四首诗。全场的人正为之诧异，汪曾祺指着诗人的老婆说：第四首在这里！顿时，全场都笑着鼓掌。在这里，汪曾祺表现了他的幽默，更显示了他的聪明和智慧。 

许多访问过汪曾祺的人都有相同的感受，是汪曾祺的幽默化解了他们原先的某些顾虑，一下子缩短了他们与这位中外驰名的大作家的距离。高邮几名在北京读书的青年，一次相约去见汪曾祺，他们费了好大劲儿才找到汪曾祺的家。

看着面前这些既激动又紧张的小同乡，汪曾祺微笑地问：“北京跟高邮比，还是北京城大吧？”一句戏言，使气氛一下子活跃起来。他们像见到了家中慈祥的爷爷那样，争着向汪曾祺问好，还充满敬意地对汪曾祺说：“高邮除了秦少游之外，就是您了。”汪老听了又一次微笑起来，一本正经地说：“不对，高邮双黄鸭蛋比我名气大多了，我只能居第三位。”小同乡们听了哄然大笑，气氛更加和谐热烈。

这天下午，汪曾祺与来自家乡的小青年们交谈得十分亲切愉快，他像孩子似的不时大笑，摆动双手作势，还捏着鼻子做鬼脸。惟有看破得失荣辱，心地明净无渣滓的人，才能这样豁达畅快吧。

　　

六、李广田：“文如其人，人如其文”

 

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相当重要作家的李广田，之所以能对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作出多方面贡献，一个重要缘由，即如冯牧所说“文如其人，人如其文”。

李广田早年与何其芳、卞之琳的诗合集《汉园集》，风靡一时。与聪明睿智的何诗和深受西方现代诗影响的卞诗不同，李广田诗作“呈现着一种原生态的质朴、平实、真诚、厚重。”散文亦是充满了浓郁的乡土淳情。为此，诗人牛汉这样评说李广田：“他的诗歌也好，散文也好，绝对没有背离生命感的浮华的技巧，李广田是个表里如一、性格坚强的诗人，他一生没有背叛纯正的艺术，没有放弃对于真正的诗的追求。”

牛汉的评说是有事实依据的：1946年7月15日闻一多遇害后，李广田天黑才回家，悲恸难已，女儿描述当时的情形：“母亲看他一天没吃饭，递过一碗饭去，我看见父亲的两颗泪珠掉在饭碗里，而饭却一口也咽不下。”抗日战争爆发后，李广田历经千辛万苦带领学生长途跋涉穿过山东、河南，转经陕西、湖北，最后进入四川，炮火中矢志不渝坚持战时教育。他还不畏危险带领学生组成的鲁生剧社、狂飙剧社上演抗日剧目，激励民众抗日斗志。

 

七、冯至：诗歌质地很纯

 

冯至是大学者，研究杜甫和德国诗人歌德的专家，治学深固，学风严谨。1983年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授予他歌德奖章。当然，冯至的主要身份还是诗人，他和奥地利诗人里尔克是当年“九叶”诗群的偶像。冯至非常宽厚，待人以诚。1993年去世前，他的女儿对在医院病床上的他说：“有什么不高兴的事就发发脾气吧，对身体会好些。”他居然回答：“你叫我怎么学会发脾气呢？”冯至的诗质地很纯，借日常生活事象，回归内心，抒写生存感触和生命状态，灵气回旋。在诗艺上，冯至特别讲究含蓄，诗篇如羚羊挂角。启功先生说：“唐以前的诗是长出来的，唐诗是嚷出来的，宋词是讲出来的，宋以后的诗是仿出来的。”而新诗呢，是想出来的，冯至的诗却是创出来的。从上个世纪20年代的《昨日之歌》、《北游及其他》到《十四行集》，可以说，冯至是新诗重建规范的前锋。鲁迅对他那个时代的新诗，整体上评价不高，但是却称道冯至是“中国最为杰出的抒情诗人”。

1988年，第三届全国文学奖的诗歌奖评委会在北京举行。冯至和臧克家算是最年长的评委，他们都不住饭店，每天从家里赶到会场。几位年轻一点的评委请他俩写字。臧克家的字是大家晚上去臧府拿的，而冯至则是自己带到会场。在赞许声中，一张张条幅次第打开，真是内容与书法双佳啊。写给我的是：“删繁就简三秋树，领异标新二月花，吕进同志双正，冯至”。这是清代艺术家郑板桥为自己书斋题写的对联。郑板桥以“诗、书、画”三绝闻名于世，尤擅画兰竹。他有许多名联，如“室雅不需大，花香不在多”等。“删繁就简三秋树”使人想起郑板桥的题画竹的诗：“君看萧萧数片叶，满堂风雨不胜寒。”“领异标新”是冯至追求的艺术境界，他在给一位朋友赠书上题词：“功夫此生多浪费，何曾一语创新声。”这虽是自谦，但也足见他对“创新声”的看重。有人突然想起，说：“冯至先生，你可没有盖章啊！”冯至“呀”了一声，将墨宝悉数收回，第二天又带到会场一一送给我们。

1989年，我应河北人民出版社之邀，主编一部《外国名诗鉴赏辞典》。我给冯至寄去初步选目，请他写序。一丝不苟的冯至在一个半月之后才复信：“去年在北京相聚，转瞬又将是一年了。祝新诗研究所对于中国新诗的发展做出更多的贡献。”接着，他就选目提出了详细的意见，并且写道：“编这样的辞典，要周全非常不容易，因此我不敢写序。请你原谅我不仅未能遵命，还不揣冒昧地提出了那些不一定正确的意见。”冯序虽然落空，但他提出的各种建议相当有水平，编辑班子照单全收。这本辞典后来在河北省获奖，序言是我改请杭州大学飞白教授（诗人汪静之的儿子）写的。这事过去二十多年了，每每想起，我都在对冯至先生的深深怀念中获得学风上的警醒与教益。

 

八、徐志摩：《康桥日记》之谜

 

1931年11月19日，徐志摩乘飞机遇难，此后，有关徐生前留下的两本日记（《康桥日记》）的去向成了一个谜。

时光倒流至1925年3月，当时徐志摩到中国著名女作家凌叔华家，把一个小提箱（这个箱子后来被称为“八宝箱”）托凌叔华保管，末了他还半开玩笑地说：“若是我有意外，叔华，你得给我写一传记，这里面有你需要的证件。”直至徐志摩死后，这个小箱子也一直放在凌叔华处。这个箱子里到底装的是什么东西呢？原来，这里面除了部分文稿外，主要是徐志摩的两三本英文日记，还有陆小曼的两本日记。陆的日记骂林徽因的为多，所以不宜交林徽因保管；而徐志摩的日记写的又是当年跟林徽因的恋情，所以不便给新婚夫人陆小曼看，因此徐志摩选择了凌叔华作为这些日记的保管人。

当时，最想得到这些资料的有两个人，一个是徐志摩的妻子陆小曼，她想编辑徐志摩日记集；另一个则是与徐志摩有过一段镜花水月的林徽因，她不希望徐志摩公开日记，因为她与徐志摩均已各自成家，而且与徐一直保持着知己关系，这些日记一旦公开定必牵连甚广。

因此林徽因比陆小曼更想得到这个箱子，但她明白如果由自己出面，向凌叔华要徐志摩的两本日记，凌叔华是肯定不会交出来的，于是她便请来大名鼎鼎的胡适当中间人，向凌叔华索取这两册日记。

胡适于是以为徐志摩整理出书纪念的名义，向凌叔华索要这个箱子。但凌叔华尚有所顾及，想留下一册作为自己写传记材料，便只给了胡适徐志摩的日记一册，及后胡适又于1931年12月28日再次致信凌叔华，信中答应把徐志摩的英文日记全部打印并会给凌叔华一个副本，要求凌将徐志摩日记悉数交出。凌叔华无奈，只好顺从，然而胡适所作的诺言却只是一句空话，一直未能实现。胡适得到徐志摩的日记后，一并交给了林徽因。

然而事情并没有就此完结，1932年1月1日下午与晚上，林徽因于匆忙中连致胡适两封信，报告《康桥日记》最重要的一部分，也就是徐志摩与林徽因从相识到离开那一时期的记载，神秘失踪，去向不明。林徽因认为是凌叔华暗中做了手脚，而凌叔华后来则辩解道这是胡适所为（胡适当时在自己的日记中记录徐志摩的日记依旧在凌叔华手中，这却并非事实）。

徐志摩《康桥日记》的最终去向由此成为了一个谜。大多研究者认为胡适送给林徽因之后，林在晚年自知将不久于人世时一把火烧掉了。但也有的学者认为此事不那么简单，最大的可能是，向来对资料颇为重视的胡适，当年将有关林的部分给了林，与林无关的自己偷偷收藏了起来，如果销毁，也只销毁了于自己不利的那一部分，而不会是全部。据说胡适还有一部分文献由于涉及面太广，仍封存于一个保险箱中未能开启，或许这部分文献中就有这些日记也说不定。

 

九、林语堂：把讲台变舞台

 

林语堂从小便有了登上讲台的愿望。很小的时候有人问他长大之后要入哪一种行业，他的回答是：一，做一个英文教员；二，做一个物理教员；三，开一个“辩论商店”。所谓开一个“辩论商店”是漳州当地的一种说法，而不是指一个真正的行业。通常说你开一个商店，参加论战的一边，向对方挑战，像称一件白东西为黑，或称一件黑东西为白，这样向人挑战，同人辩论。林语堂从小便以辩才著称，兄弟姊妹们都称他为“论争顾客”，退避三舍。　　林语堂的口才在读大学的时候终于发展成熟。在上海圣约翰大学读二年级的时候，他领导了一支演讲队参加比赛，击败了不少对手而获银杯。他登台领奖，令全校轰动。那一次他一人独得了三种奖章，还有演讲队的银杯。大学毕业以后，他便赴清华担任了一个地位并不高的英文教员。教了三年，获得一份赴美半官费奖学金。１９２３年回国，又在北京大学，厦门大学等校教书四年，此后，他便没有在大学担任专席。东吴大学等处，也不过是兼兼课，打打擦边球而已。算起来，林语堂活跃在大学的讲台上，总共不过七八年时间。然而，林语堂并未从讲台上退出，相反，讲台是他热恋的战场，陶醉的舞台，讲演贯穿于他的一生，也记下了关于“幽默大师”的无数的笑话。

在巴西的一个集会上演讲，他说了一个轰动世界的玩笑话。他说：“世界大同的理想生活，就是住在英国的乡村，屋子里安装有美国的水电煤气管子，有个中国厨子，有个日本太太……”

林语堂是一位杰出的演讲家，也是一位杰出的美食家。他自诩为“伊壁鸠鲁派的信徒”，极喜饕餮而食。他虽然喜爱演讲，但碰到饭后被人拉去作临时演讲，则是深恶痛绝。有一次他真的遇到这种事，饭是吃了，盛情邀讲话，推无可推，只得作一次无可奈何的临时演讲。他说，诸位，我讲一个小笑话，助助消化——

古代罗马时代，皇帝常指派手下将活人投到斗兽场中给野兽吃掉，他就在撕吃活人的撕心裂肺的喊叫中和淋漓的鲜血中观赏。有一天，皇帝命令将一个人关进斗兽场，让一头狮子去吃。这人见了狮子，并不害怕。他走近狮子，在他耳边轻轻地说了几句话，只见那狮子掉头就走，不去吃他了。

皇帝见了，十分奇怪。他想，大约是这头狮子肚子不饥，胃口不好，见了活人都懒得吃。于是，他命令放出一只饿虎来。饿虎两眼放着凶光扑过来，那人依然不怕。他又走到老虎近旁，向他耳语一番。那只饿虎竟也灰溜溜地逃走了。

皇帝目睹了这一切，觉得难以置信，他想，这个人到底有什么法术令狮子饿虎不吃他呢？他将那人召来盘问：“你究竟向那狮子，老虎说了些什么话，使它们掉头而去呢？”

那人不慌不忙地说：“其实很简单，我只是提醒它们，吃掉我当然很容易，可是吃了以后你得开口说话，演讲一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