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波散文||父亲的教育就是在自家自留地里劳作

来源：四川文学网作者：程波发布时间：2025-03-12人气：

父亲离开我已二十年了。二十年来，每每想起他，我仍不禁眼角湿润，情不能已。最近，我时常在梦中与父亲相见，多是一些自己儿时与他在一起的点滴场景。特别是当我和妻子因小儿子的教育问题发生争执的时候，更让我忆起了父亲对我的“教育”。

听族里老人讲，父亲在旧社会还是读了几个月私塾，但由于家境贫寒，学业也在一天清晨戛然而止。后来家中光景越渐惨淡，至爷爷四十余岁病故时，家中七口人（婆婆、父亲、母亲、二爹、大姑、幺姑、姐姐）的生活重担就完全地落到了父亲的肩上。

在我的记忆里，父亲每天比谁都起得早，不是参与生产队的劳动挣工分，就是在自家自留地里劳作，家里人不叫吃饭，他不会回家，因为那些黄土是一家人的生计。我成长的年代，生活在农村的孩子，一般六、七岁就要在家中干些力所能及的家务，割猪草、放牛、放羊……，我也不例外，但我八岁上学后，便开始与家中的猪牛羊渐行渐远，即使农活再忙，父亲也不会让我因此而耽误上学和作业。只要是和学校或老师有关的事情，在父亲眼中，那便是“天大的事情”。

记得一次给我授课的向开荣老师到我家家访，当时正值农忙，我和老师一路走着，心里一直犯嘀咕，因为不知道父母对老师的态度会如何。到家后，我安顿老师坐下，就去田里找到并告诉了父亲，父亲马上扛起锄头往家里赶，并让我去叫回母亲。看得出父亲是极为重视和高兴的，连“扣工分”这等大事都完全抛之脑后了。回到家中，父亲在与老师寒暄之余，叮嘱母亲做了一顿十分丰盛的晚餐招待了向老师。所谓“丰盛”，其实就是绿豆炖腊猪肉，但这在当时已是我家最好招待了，平时只有过年我家才能吃一碗绿豆炖腊猪肉。晚饭过后，老师执意要回学校，村小离我家有三、四里地，父亲提着马灯（当时照明工具）将向老师送回了学校，返回家时，已是凌晨。这次以后，我每学期都主动邀请老师家访，只要老师家访，就能有好吃的，我的嘴馋也就解了。至今，我究竟也不知道父亲是否看穿了我的心思，但直到我初中毕业，每次父母都是异常热情地招待着我的每一位老师。

在我家屋后的山上有一个土包，上面长满了松树和柏树，常年郁郁葱葱，站在上面，全村尽收眼底。而站在远处看此土包，与古时的官帽，俗称顶子，十分相像，故此土包被称为“土顶子”。在我读书的时光里，仿佛参加劳动也是一门很重要的学科。学校自己要按照时令节气，种植蔬菜、小麦、稻谷等，还要组织帮助生产队收小麦、稻谷的活动，回到家中，割猪草、放牛羊、砍柴更是必做功课。十岁时，我开始下地，跟大人一起参加集体劳动挣工分。老师、家长都未强调过学习成绩的问题。那个时候，布置得最多的一个作业是放学后以一个生产队的学生为一组，用纸做的喇叭站在“土顶子”上广播（大声朗读）毛主席语录。至今还记得第一次参加广播时的情景，放学回家后我将书包一放便撒腿往外跑，父亲在身后大喊道“去砍柴了”，我边跑边回喊道“学校叫广播毛主席语录”，父亲便不再计较了。

在我的印象中，父亲在教育儿女这件事上，似乎是信奉“棒棒下面出好人，磙子下面出好布”的。最常用的教育方式就是黄荆条，说这样最容易让我们“长记性”。我是兄弟姊妹中较“听话”的一个，挨打相对较少，每次挨打时，母亲都会提醒我快跑，因过会儿父亲气消了也就没事了。而稍显调皮的哥哥就没那么幸运了，记得有一次哥哥放牛，把集体的禾苗吃了，父亲拿上条子，把他在田坝里撵了几十根田坎，到底是撵不上呢，还是吓唬他，也不得而知。

无论怎样的早出晚归，日子总是过得紧巴巴的。不知从何时起，不得已，农闲时父亲开始做起了打石头的“副业”。平时帮乡邻修建一下屋基、院坝、墓碑，偶尔参加一些集体农田水利建设，以此补贴家用。至于家中的家什用具，自然是父亲一手操办的。

有一年，家中的灶台砌好后，还要造个烟囱。父亲就从山里取石材，凿成数个四十厘米见方的石墩，用背架子一个一个的背回家。晚上空闲时，父亲用錾子在那些石墩子中间凿出直径二十厘米左右的圆孔，以便生火时排烟气。吃过晚饭，父亲叫我手举煤油灯为他照亮，父亲一凿就得凿几个小时，炎热的夏天晚上蚊虫很多，以至于后来的很多个夜晚，我都是在蚊虫的叮咬中，恹恹欲睡时被父亲的条子（树枝或竹板）打到身上的疼痛中醒来。那种在酷暑难耐的夏夜，照着油灯，忍受着蚊虫叮咬，却又抵不住睡意的难受，至今无法忘怀。一天晚上，因为白天在同学那借了一本连环画，需要第二天上学时归还，我就只有在晚饭后点起油灯“苦读”。看得入神时，突然传来叮叮当当的敲打声，我急忙跑到厨房屋角偷看，只见父亲独自一人在那点着油灯，一下接着一下打着錾子。昏暗的油灯下，蚊子飞舞的身影印在斑驳的墙上格外醒目，因为无人持灯照明，父亲的每一个动作都更加小心而吃力，豆大的汗珠不断从他的双颊滴落。那一刻，我强忍着哽咽，突然之间，仿佛明白了些什么——父亲是喜欢看着儿女读书的，虽然他从未用言语表达，也从未想过“儿女们读书会怎么样”。后来，“读书”逐渐成了我“偷懒”的办法，再后来，读得多了，便成了我的爱好，父亲也再没有以劳动之名“打扰”我。

1977年，我们这一代读书人的春天终于来了。全国恢复高考，真的是知识改变命运。1978年，我初中毕业，本想读高中、考大学，但由于当时通江县作为边远贫困县，教师奇缺，刚筹建的通江师范学校就将全县初中毕业的“高材生”都收了，我一下子变成了一个吃“商品粮”的娃子。拿到入学通知书的当天，父亲带着我走了我们程姓所有院户，虽然只是见面打个日常的招呼，但寒暄之中，乡邻们都知道我因考上学而即将成为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算是有“出息”的人了。那一天，我与父亲一前一后走在乡间的小路上，他第一次用略带正式的口吻给我讲了一个有关他自己的故事：年轻时，他曾在生产队当过经济保管员，负责收钱和做账，两年后交接工作时，因账面出现八分钱的差错而使他一直不能释怀，并告诉我说，如果能多读点书，就断不会发生这羞人的事了。自那以后，在我的人生中，不做让自己蒙羞、让父亲蒙羞、让家族蒙羞的事，就成了我做人的底线。

我的父亲，一介憨厚老实、劳苦终身的农民，不懂什么先进的教育理念，他的想法朴素而简单：尊师重道，莫干羞人之事。并在平时的生活中，用他的默默承担，用他厚重的肩膀和布满老茧的双手，将他的想法示范于我，为我指明前进的方向，自从孩提至而今，上学读书、踏入社会、娶妻生子、成家立业，让我受用一生！

作者简介：
程波，中共党员，高级法官，四川通江人，现任职于通江县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