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殊院，前临文殊院街，后至万福桥侧，是四川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为川西“四大丛林”之一，也是集禅林圣迹、园林古建、朝拜观光、宗教修学于一体的佛教圣地。
文殊院，寺中有园，园中有院，院中有景，环境清静幽雅，素有“寺殿接通衢，禅房远尘嚣”之说。
几为沧桑纪废兴
成都文殊院，始建于隋大业年间（605－617年）。相传，当时蜀王杨秀的宠妃，十分崇信当时的“圣尼”信相，并为之修建寺庙，取名为“信相寺”。
唐武宗会昌五年（845年），在由武宗皇帝发起的大规模拆毁佛寺和强迫僧尼还俗的灭佛运动中，国内许多寺庙被毁，信相寺也不例外。不到两年，武宗皇帝驾崩。847年，宣宗皇帝即位，下旨撤除灭佛令，信相寺遂被修复。
五代时期，信相寺一度更名为“妙圆塔院"；但到了宋代又改回旧名，称“信相寺”。南宋时有所增建，渐成规模。宋时宗显正觉禅师曾驻锡于此，广播禅法。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信相寺毁于兵火，唯有十尊铁铸护戒神像和两株千年古杉，历劫尚存。
大约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青年禅师慈笃海月，来到荒废已久的信相寺旧址，发愿修复其剃度师井觑老和尚曾经住持的道场。他在两杉之间结茅为庐，苦修禅法，数年之间，名著四方。
康熙三十年（1691年）某夜，因修持卓异，慈笃禅师在禅定中显现火光瑞相，百姓皆觉神异，认为他是“文殊菩萨”现世，益发名声大振。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由于对慈笃禅师的仰慕，官绅军民捐资重修寺庙，便更名为“文殊院”，其名沿用至今。
听闻慈笃禅师德行高洁，康熙皇帝十分仰慕，曾三次书诏，邀请禅师进京，但都被委婉谢绝。康熙四十一年（1720年），皇帝御赐“空林”绢本横幅及“敕赐空林”御印一方，派专使送抵文殊院，因此文殊院又名“空林堂”。
雍正十三年（1735年），受雍正帝派遣，果亲王赴康藏送达赖喇嘛回藏，途经成都，曾亲临文殊院礼佛，并题写墨宝三件赠留文殊院。前有康熙帝钦赐，后有果亲王亲临，加之地方官员、士大夫也鼎力护持，文殊院迎来了鼎盛时期。
嘉庆、道光年间，文殊院方丈本圆法师，又采用了八十二根石柱，改建、扩建了主要殿堂，逐渐形成了今天的规模。
近代，文殊院香火鼎盛，历任方丈都在这里开坛传戒，并办有佛学苑、传习所，培养僧才。抗战期间，高僧大德佛源、太虚、能海等，都陆续到此讲经说法。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多次拨款修缮寺庙。1988年，新建千佛和平塔，并增植上千株银杏、香樟、梅花、玉兰等花木，又增设了茶座和极有特色的素餐馆“香斋堂”，使之成为人们喜爱的佛事及游览场所。
雕梁画栋势巍峨
文殊院，占地面积二十万余平方米，是成都市内保存最为完整的佛教寺庙。现存建筑为典型的川西平原古建筑风格，主要为木构建筑，气势恢宏，巍峨壮观。
文殊院坐北朝南，殿宇五重，往里走依次是天王殿、三大士殿、大雄宝殿、说法堂和藏经楼。与东、西两侧的钟楼、鼓楼、斋堂、廊房等建筑浑然一体，庄严肃穆，古朴宽敞；两旁配以禅观、客、斋、戒和念佛堂、职事房。
各殿堂之间，有长廊密柱相连结，形成围合封闭的院落空间。全院共有房舍约两百间，建筑面积超过两万平方米。房舍为木石结构，柱础石琢磨精细，柱上斗拱雕饰玲珑。
走近寺前，古朴厚重的围墙，盘绕在古刹四周。嵌着“文殊院”三个大字的山门，使文殊院显得肃穆庄严。山门对面的照壁上，镌刻着“文殊院”三字，以及“睿泽深天地；宗风越古今”的联幅，相传出自慈笃禅师的手笔。
第一进殿为天王殿，即是文殊院的山门。天王殿为单檐悬山式建筑，殿高八点三米，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由慈笃禅师开始建造。道光元年（1821年）本圆和尚改建时，加石柱十二根，殿中央供奉道光九年（1829年）铜铸弥勒佛坐像一尊，高一点七米。龛上悬黑底金书“兜率陀天”大匾，乃清朝巴蜀书法家张怀泗所书。据传，布袋和尚为弥勒菩萨化身，龛内供奉的弥勒像，系唐末五代时期浙江奉化地区布袋和尚形象。
弥勒龛后面，供奉两米高铜铸阿弥陀佛立像一尊，龛上悬“极乐世界”黑底金书大匾。阿弥陀佛佛龛两侧，附彩塑伽蓝菩萨造像，均为佛教护法神。天王殿前山门外左右“八”字场中嵌石刻镂空蟠龙，山门外悬道光十年（1830年）卞永武书写的“古信相寺”红底金书横额，以示寺历。天王殿殿堂左右，还分别供奉彩塑金刚力士像，高二点三米；以及四大天王像，各高三点三米，宏伟庄严。
进门两侧有哼哈二将，山门与天王殿合二为一。弥勒佛龛两侧楹联云：
大肚包罗，现前住位兜率主；
微笑圆融，当来出世弥勒尊。
殿柱上有清朝方丈弗文际微所题的楹联：
陆海涌精蓝，永祝国祚万亿；
蓉城辉法界，长宣佛化三千。
第二进殿为三大士殿，又称观音殿，为单檐歇山式建筑，修建于清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嘉庆二十年（1815年）改建，共立石柱十根。
殿内供奉铜铸观音、文殊、普贤三大士，各高一点五米，铸于道光九年（1829年）。在佛教中，这三大士分别代表慈悲、智慧和行愿。
光绪年间（1871年—1908年），又在左、右两侧增设供奉文昌帝君、关圣帝君二龛。殿后明朗宽敞，明间供道光九年（1829年）铜铸护法神韦驮天将一龛，高两米，作童子相，显示出既慈祥又威武的神态，是佛像雕塑中的精品。
韦驮天将，是护持佛法、驱除邪魔的菩萨。相传当年在铸造此尊韦驮铜像时，因造像难度大，正束手无策之时，突然一位远道而来的挂单僧自告奋勇，妙手天工，才完成这一工程。
大殿门联，出自晚清成都名流方鹤斋的手笔：
见了便做，做了便放下，了了有何不了；
慧生于觉，觉生于自在，生生还是无生。
第三进殿为大雄宝殿，高十点五六米，为单檐歇山式建筑。大雄宝殿，是佛寺之正殿，是院中庄严肃静的重地。大雄宝殿于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由慈笃禅师开始建造，乾隆六年（1741年）重建，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扩建，又称大殿，是文殊院的重点建筑。前檐明间大门上悬“南无释迦牟尼佛”匾额。
乾隆六年（1741年），丈伯和尚重建大雄宝殿后，殿中供奉铜铸释迦牟尼佛坐像一尊，高二点六四米；左右侍立迦叶、阿难二尊者铜像，高二点一四米，均于道光九年（1829年）铸造。释迦牟尼佛是佛教创始人，诞生于今尼泊尔境内蓝毗尼园。释迦牟尼佛一生讲说法理，度化众生，得到佛教徒众的无限尊崇。
殿内石柱十根，殿中承尘，彩绘藻井，下悬“汲引人天”全金大匾，为高起隆所立。高起隆乃清朝作家高鹗之孙。佛座前，还供铜铸三十二臂观音（即大悲观音）坐像一尊，高一点三二米，美轮美奂，精致绝伦。
第四进殿为说法堂，又名“药师殿”，为重檐歇山式建筑，殿高十二点六米，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始建，嘉庆十二年（1807年）重建。相传，其地基即古信相寺的遗址。前檐明间悬黑底金书“说法堂”匾额。堂中砖砌戒坛，殿内正中壁间镶嵌有康熙皇帝手书“空林”二字及《临米芾<海月诗>》石刻。
说法堂中央，供有药师佛一尊，左右供有药叉大将十二尊。堂前庭院有八角柱形的“南无尊胜罗陁尼经幢”。堂内还供奉十八罗汉、二十四诸天像等。堂后复供韦驮一龛，泥塑金身，高两米。此殿为本院传戒、讲经说法的场所。
第五进殿为宸经楼，又名“藏经楼”，简称经楼，是储藏佛教典籍之处，高十五点八四米，为单檐悬山式建筑。宸经楼于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始建，道光四年（1824年）重建。整栋建筑，分上下两层，共用大石柱四十八根，前檐明间悬底金字“宸经宝楼”匾额，为蜀中名家张怀泗所书。
宸经楼上为佛典储藏处，下层从中沿东西向，隔断为前后两部，开二门相串通。前半部南向，为大法堂，是过去讲经说法之处。楼下两次间，为东西大客厅，是过去接待上宾之处。后半部北向明间为甘露堂，中设法堂、佛龛。两次间为东西二丈室，为住持及重要执事的住处。楼后院中有古罗汉松一株，枝叶繁茂，堪称古木珍品。前檐东山场卷门外嵌立清果亲王允礼书石刻碑一块，称“文殊院诗偈碑”。
宸经楼中，储藏有各个时期的重要佛教典籍。这些典籍，被佛教徒众奉为法宝。佛教认为，通过对三藏典籍的研习，可以启迪智慧，净化心灵。
宸经楼中还珍藏有不少名人墨宝，除康熙皇帝御赐的“空林”墨迹和临书《海月》条幅外，还珍藏着破山、丈雪的书法，碧眼、竹禅的绘画，以及何绍基、郑板桥、于右任、张大千、丰子恺等人的墨宝。
1997年，文殊院第十七代方丈宽霖老和尚，在寺内中轴线最后修建文殊阁，高三层，总面积达四千余平方米，是继文殊院初创、中兴之后的又一大型主体建筑，造型精美，气势雄伟。
文殊阁，屹立于文殊院中轴线上，由第一层空林讲堂、第二层空林佛教图书馆及第三层万佛殿构成。多功能的文殊阁，无论在佛教弟子朝礼与学修上，还是在佛教文化的研究和弘扬上，都将为现代僧团拓展出新的领域。
五重大殿，连同前后照壁，分布在长两百米的中轴线上。各殿堂楼阁古朴宏敞，飞檐翘角；殿堂之间，主次分明，错落有致，疏密得体。
此外，寺内还建有禅堂、祖堂、钟鼓楼、准提殿、圆通殿、玉佛殿、三圣殿、五观堂等殿堂。其中，禅堂又名大沏堂，为僧众参禅悟道的场所，是一座位于西廊房后的独立四合院。巷口悬黑底金书“禅堂”匾额。
禅堂面广五间，堂内供奉达摩祖师坐像一龛，高约一米，两侧设禅床，以备禅坐。乾隆六年（1741年），丈伯和尚创建禅堂；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本圆和尚任内扩建，加树硖砫二根；同治十年（1872年），乘三和尚又主持重修，至今建筑风格保存完好。如今，文殊院僧众仍然在这里定期举行禅修活动。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宽霖老和尚发愿建造了千佛和平塔，共十一层，雕刻有千尊佛像，蔚为壮观。1989年，文殊院在塔的东、西、北三面新建碑廊，内为清朝以来皇室、官宦、名人赠寄文殊院的题咏，以及本院历代高僧的墨迹藏品，汇集摹刻成二十七通石碑，保留原作风貌，以供世人观览。
放生池、东西花园也让寺院里面绿树成荫，鸟语花香，不仅是修行者的圣地，也成为寺院周围老百姓的休闲场所。
珍器圣物皆荟萃
文殊院文物荟萃，宝物众多。寺内供奉大小三百余尊佛像，有钢铁铸造，有脱纱、木雕，有石刻、泥塑等工艺精湛的佛像两百余尊，造型手法十分丰富。
以年代而论，有出土的梁代石刻，有唐宋年间铁铸戒神，更有清朝青铜铸像，还有缅甸玉佛。这些塑像具有很高的文物价值和艺术价值，为我们研究古代雕塑、铸造等工艺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此外，还有印度贝叶经、佛陀舍利、玄奘法师顶骨舍利、唐代日本鎏金经简、千佛袈裟、发绣观音、挑纱文殊和舌血含宝（《华严经》《楞严经》和《法华经》等经书）等佛教文物。
天王殿前，两相对峙是三层檐的钟楼、鼓楼。钟楼里悬有四千五百多千克的铜铸大钟一口，钟楼楹联为：
晨钟暮鼓，警醒世间名利客；
经声佛号，唤回苦海迷路人。
鼓楼楹联云：
妙音能除三世苦；
威震远彻九霄云。
三大士殿所供观音大士像为青铜铸造，慈祥平和地坐骑在水兽身上，形象生动，缨络衣纹，细致流畅；所骑水兽，似狮非狮，似犬非犬，造型独特，温顺可爱。造像反映了清朝高超的雕铸水平。护法神韦驮像，为清道光九年（1829年）第七代方丈本圆用青铜翻砂铸成，工艺精细，相貌端庄，头盔、铠甲、战靴、铁杵、链锁，浮雕花饰，都雕琢剔透，是难得的艺术珍品。
素有“空林二圣”之称的佛陀舍利和玄奘法师顶骨舍利，是文殊院最为珍贵的圣物，都供奉在宸经楼内。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蜀中大德能海上师朝礼印度菩提伽耶时，为重庆酉阳籍僧人佛金法师，在菩提伽耶管理香火。佛金法师将其供养的一粒佛骨舍利，请能海上师带回文殊院供奉。这粒佛舍利一直藏于寺内密龛中，近年来才建舍利塔，供大众瞻礼。
宸经楼供奉的玄奘法师顶骨舍利，系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在南京报恩寺发现。因成都是玄奘法师出家后受戒之地，同时玄奘法师还在此生活过五年，由此胜缘，成都从南京请回顶骨舍利一份，供奉在文殊院。
空林八观有声名
距今九十多年前，文殊院第十五代方丈禅盒方堃（？年—1938年），在整理寺中丰富多彩的文物时，择其精华，将当时其中最为珍贵的八类文物冠以“空林八观”的称号。这“八观”分别是天题瞻榜、缅玉敷龛、群窟涌光、双杉表瑞、田衣绚彩、舌华涵宝、发绣披珍、宰睹晖金。
第一观即“天题瞻榜”。康熙四十一年（1720年）农历十一月三十日，崇信佛教的康熙皇帝，亲笔书写“空林”二字楷书横幅，并将其临米芾行书绢本条幅（内容为苏东坡《哭海月》诗）及御书《金刚经》《药师经》，派了两个钦差大臣送到文殊院。
三百年后，御书《药师经》早已佚失，《金刚经》也仅存复制品在寺内。至于“空林”二字横额及临米芾行书条幅，则于嘉庆十二年（1807年），文殊院第六代方丈铁峰达慧重建法堂时，将它们刻勒于石，成为一横一竖两块石碑，嵌在后壁正中。
“空林”横额及米字条幅，原件尚存，弥足珍贵！这两个字也曾制成匾额，挂在祖堂上。因而，文殊院又叫“空林堂”。“空林”意谓空宗的丛林。佛教有大乘、小乘之分，但都有空宗和有宗。大乘第一代祖师，就是文殊菩萨。
第二观为“缅玉敷龛”。“缅玉敷龛”原指大雄宝殿左侧的玉佛，系1923年4月文殊院性麟和尚从缅甸请回，如今也将右侧1938年由文殊院登云和尚从缅甸大金塔请回的玉佛包括在内。
第三观是“双杉表瑞”。在大雄宝殿和说法堂之间空坝上所立多边形石刻“南无尊胜陀罗尼经幢”两旁，有两株古杉树，各高十五米。清朝初年，文殊院开山祖师慈笃海月就结茅于这两株古杉之间，开始了他重兴文殊院的艰难历程。
遗憾的是，这两株古杉已于1963年双双枯死。后来，在原址重植两株杉树，如今已亭亭如盖了。
第四观为“群窟涌光”。文殊院收藏石刻释迦文佛群像一龛，为梁代普通四年（523年）时康胜所造，距今已有一千五百年历史。1922年秋季，由文殊院第十五代住持禅安和尚，从成都市西郊报国寺（今为铁道部第二勘测设计院）废址中发掘出土，几经周折，始供奉于文殊院。报国寺，梁代称万佛寺，唐朝改名为净众寺，明清两代均称报国寺，慈笃海月曾在该寺为僧。
群像正面中央雕刻释迦立像，背面雕刻经变故事《维摩示疾图》，全龛共计人像六十个，艺术价值极高，是四川石刻艺术的重要成就，为国家特级文物。1950年后，该龛移交四川省博物院。1958年，中国古典艺术出版社曾出版《成都万佛寺石刻艺术》图集，评论道：“万佛寺这批造像的发现，不仅证明了当时四川石刻艺术的成就，而且还填补了中国雕刻艺术史上南朝佛教艺术雕刻史的空白。”
第五观是“田衣绚彩”。“田衣绚彩”，又称田妃袈裟。相传明末崇桢皇帝宠幸的田妃绣成千佛袈裟，以红缎缝合，上面共有彩绣佛像二百四十八尊，又以宁绸衬托。它原藏于四川省仪陇县西寺，因传说田妃系仪陇人。在1924年左右，田颂尧上将（1888年—1975年）将其捐赠给文殊院，转藏于院内宸经楼。
第六观为“舌华涵宝”。清朝乾隆元年（1736年）至同治七年（1868年），文殊院四位僧人发愿，刺破舌头，取血濡朱，长期书写成了一百零五卷佛经，共四部。依先后顺序为：
第一部，乾隆年间，绍基和尚血书《华严经》八十一卷；
第二部，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某僧血书《法华经》七卷；
第三部，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开明和尚血书《楞严经》十卷；
第四部，同治七年（1868年），先崇和尚血书《法华经》七卷。
第七观为“发绣披珍”。清朝嘉庆、道光年间（1796年—1850年），陕甘总督杨遇春之女，发愿拔取秀发，并以金刀割分后，在白缎上绣成水月观音像，绣像长约一百零四厘米，宽约四十一厘米。
第八观就是“窣堵晖金”。窣堵，即窣堵波，系梵语音译，意即佛塔。清朝光绪八年（1882年）六月十九日，陕甘总督杨遇春曾孙杨光圻，发愿为父亲祈寿，创作“金刚经塔”。
这幅以书写《金刚经》经文而构成的精美宝塔图，长一百一十厘米，宽约三十六厘米。全篇经文中，“佛”字共有四十九个，“塔”字则只有一个。作者匠心独运，以全文组成七级浮屠之状，循环成诵如回文，且将唯一一个“塔”字冠于塔顶。各级正中辟门之上，各提头书三个较大的“佛”字，即每级共有七个“佛”字，恰恰为四十九个“佛”字之数。其余经文一律以四毫米大的细书缮成，笔法细密匀直，设计巧妙，制作精致。
文殊院第十代方丈德风定成（1907年—1919年在位）阅后，不禁提笔赞叹：“如见孝子之心！”
弘法传道扬新韵
近年来，文殊院在现任方丈宗性法师的带领下，着手对寺院的进行全面维修、改造，秉承佛教优良传统，践行“人间佛教”思想，确立教育和弘法两大工作目标。复办空林佛教学院，增设空林佛教图书馆，兴办空林讲堂，创办《空林佛教》杂志和空林人生佛教网，为佛教思想的普及和推广，做了富有成效的工作。
成都文殊院空林佛学院，成立于民国年间，由时任方丈禅安老和尚所创建。1930年，曾邀太虚大师来院演讲开示，后因各种原因多次停办。2002年，经现任方丈宗性法师发起复办至今。佛学院严格实施“学修一体化、生活丛林化”的教学体系，旨在培养爱国爱教、学修并重的合格僧才，分设预科、本科、研究班三级教育。目前，空林佛学院与四川大学联合办学，为人间佛教融入社会、服务社会而不懈探索。
空林佛教图书馆，以收藏佛教经籍为主，兼及文史哲书刊。殿堂式仿古建筑，黑窗红柱，彩绘佛像，庄严典雅，清净舒适。自2000年筹建以来，图书馆与时俱进，积极更新管理方式，采用集成管理系统，实现了图书馆网络化和自动化。
21世纪初，为顺应社会发展趋势、满足佛教传播需要，并整合有利资源加以合理利用，文殊院成立了弘法利生部，下设香光念佛组、青年佛学会、慈善功德会、义工护法队，以及“空林人生佛教”杂志社等组织，目的是探索发现佛教信仰事业继承与弘扬的方法和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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