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春，位于青羊区苏坡乡金沙村的一座古蜀都邑遗址被发现，发掘工作随后开展。数以千计的金器、铜器、玉器、象牙等珍贵文物随之出土，工艺之高超，种类之丰富，令人惊叹。因地处金沙村，考古学家于是将其命名为“金沙遗址”。其后，在金沙遗址周围十余公里范围内，发现遗址达数十处，与金沙遗址在年代和文化内涵上，皆极类似。金沙遗址的发现，把成都都城史上推到三千多年前。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后，在成都西郊、南郊一带发现数十处大约在商末至西周时期的遗存，考古学家将遗址所代表的文化命名为“十二桥文化”。直到2001年金沙遗址祭祀地点发现后，才知道十二桥文化的中心遗址实际上是在金沙一带。
金沙遗址，距离三星堆遗址仅五十公里，年代约在前1250至前650年之间。由于金沙的文物和三星堆具有相似性和延续性，由此可以断定，金沙文化代表了古蜀一次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转移。
金沙遗址发掘出土了大量文物。仅2001至2002年，出土的重要文物共计有两千余件，其中包括金器四十余件、玉器九百余件、铜器七百余件、石器近三百件、象牙器和骨器四十余件，主要有金冠带、金面具、太阳神鸟金箔、铜戈、铜立人、铜牛首、玉琮、玉璧、玉璋、玉圭、玉戈、玉凿、玉矛、石跪座人像、石虎、石蛇、石璧等。此外，还出土了数量众多的象牙和大量陶器等。所有这些文物，都显示了极高的工艺技术水平。
金沙遗址，和三星堆遗址在文化上有着直接的联系。金沙遗址出土的铜器中有一件约十五厘米的小青铜人像，与三星堆青铜人像形态十分相似。青铜人像双手上抬，左右手指皆作环状，似有某种巫术含义，专家推测为具有宗教权力的上层贵族。直径为二十厘米的环形金冠带，上面刻有箭、鱼、鸟、头像，与三星堆遗址出土金杖上的图饰基本相同，应该是王权和族权的体现，表明了金沙文化与三星堆文化一脉相承。
金沙遗址出土的金器大多小巧而精致，其中以太阳神鸟金箔最具代表性。整块金箔呈圆形，箔身极薄，直径为十二点五厘米。图案采用镂空方式处理，分内外两层，内层为一个圆圈，周围等距分布有十二条旋转的齿状太阳光芒；外层图案围绕在内层图案周围，由四只相同的逆时针飞行的鸟组成。四只鸟头脚前后相接，朝同一方向飞翔，与内层漩涡旋转方向相反。整个图案似一幅现代剪纸作品，线条简练流畅，极富韵律，充满强烈的动感，富有极强的象征意义和极大的想象空间。
金箔生动地再现了远古人类“金乌负日”的神话传说，四只神鸟围绕着旋转的太阳飞翔，周而复始，循环往复，生生不息，不仅体现了远古人类对太阳及鸟的强烈崇拜，也表达了古蜀人对生命和运动的讴歌。它既是古蜀人丰富的哲学思想、宗教思想，非凡的艺术创造力与想象力和精湛工艺水平的完美结合，也是古蜀国黄金工艺辉煌成就的代表。
金沙出土的很多器物与三星堆出土的器物在样式和艺术风格等方面极为相似。金沙出土的太阳神鸟金箔与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太阳轮、神树、青铜鸟等，有着共同的图像主题，反映出共同的信仰和崇拜。因此可以说，金沙文化是古蜀文明继三星堆文化之后第二个发展高峰。
神鸟崇拜，是古蜀信仰中最核心的内容之一。众多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鸟类造型青铜器，显示了古蜀文化中神鸟崇拜传统，而金沙遗址出土的鸟形器具，则将这种文化传统推向了高峰。其中，太阳神鸟金箔是最具代表性的一件作品。
太阳神鸟金箔，不仅制作精美，而且传达了古蜀文化精神及其独特内心世界：中间旋转的光芒代表太阳，四只鸟代表一年四季，十二道光环代表十二个月抑或是一天之中十二个时辰。图案采用双向旋转构图，代表着循环往复，不仅表达了古蜀人生生不息的奋斗精神，也表达了对太阳神、四方神、时令神、鸟图腾的敬畏和崇拜，可以说是古蜀人宗教观念的综合表现，独一无二。
金沙遗址的太阳神鸟，以其奇迹般的重现、梦幻般的想象力，以及超现实的造型，为世人所格外珍爱。它既展示了神秘古蜀文化的丰富内涵，也体现了中华民族追求光明、和谐包容的文化精神寓意。神鸟奋翼，仿佛追忆逝去的华年，追寻古老的传说，纪念失落的文明。它带给世人的惊喜，绝不是一个简单的巧合，而是古蜀先祖筚路蓝缕创造历史的生动写照，也是千百年来人类追求光明的情结再现！
金沙遗址另外一件与神鸟崇拜有关的器物----青铜三鸟纹有领璧形器。璧形器环面上有两道同心弦纹，在弦纹与孔壁间刻划出三只形状相同、首尾相接的鸟纹图案，线纹曲线十分优美、流畅，显示出金沙文明铸铜工艺的高超水平。
三鸟纹有领璧形器与太阳神鸟金箔相比，不仅大小接近，而且在图像表达上也有类似的象征意义。此外，金沙遗址也出土了大量青铜鸟形器，多昂首、突眼、双翅收并上翘、尾羽折而下垂的造型，形象生动。铜鸟下腹基本都有残端的痕迹，表明这些铜鸟为某一大型铜器的饰件。在古蜀文化中，神鸟崇拜不仅含有图腾崇拜之意，而且与太阳崇拜密切相关。
早在三星堆文化中，铜鸟作为青铜神树“扶桑”上的挂饰。青铜人首鸟身像胸前饰有圆日纹样，也说明鸟与太阳崇拜有所关联。在金沙遗址中，无论是太阳神鸟金箔，还是鸟纹有领璧形器，神鸟皆绕日飞翔。
在《山海经》中有“金乌负日”的神话传说，如《山海经》“大荒东经”云:“汤谷上有扶木，一日方至，一日方出，皆载于乌。”而这件金箔恰到好处地将太阳和神鸟完美地结合在一起。这是古蜀先民对太阳和神鸟崇拜的特别表达。
古蜀人对神鸟和太阳的崇拜影响深远。开明王族的家族墓地——商业街战国船棺墓的棺木上也刻画有与太阳崇拜相关的图案。由此可见，崇拜太阳可能是古蜀人的文化信仰之一。
除此之外，金箔也反映出金沙文化中的历法等科学知识。金箔中飞鸟和太阳芒纹的数量分别是四和十二，这绝非巧合。它们蕴含了特定的含义：外层四只逆向飞行的鸟，每只鸟对应三道光芒，不多不少，不偏不倚，恰好代表一年四季十二个月。四只飞鸟与十二道太阳光芒运行的方向相反，也形象地显示出岁月的流逝，四季轮回，周而复始。
从三星堆、金沙遗址出土的璋、璧、戈等文物的形制上，可见商周时期中原文化对古蜀文化的渗透和影响。三星堆、金沙出土的青铜器或玉器上，常见有殷墟青铜器上的云雷纹、饕餮纹等纹饰。与此同时，古蜀文化也对周边地区产生了辐射作用。在陕西宝鸡出土的西周时期青铜人像，其人物造型与三星堆、金沙出土的青铜人像十分相似，可见古蜀文化辐射己达秦岭以北。
不仅如此，金沙出土的十节玉琮，高约二十三厘米，在造型纹饰及琢刻工艺上，几乎与良渚文化晚期玉琮完全一致。而江西新干县商墓中，也发现了带有古蜀特色的有领玉璧。可见，古蜀与长江中下游文化的交流是源远流长的。另外，三星堆两个祭祀坑共出土了四千六百六十二枚海贝，其中有货贝、虎斑纹贝、环纹贝等；金沙出土文物中也有玉海贝形饰。蜀地和中原都不产海贝，这些海贝都是远道而来的舶来品，这也表明蜀地至少在商周时期就与沿海地区存在联系。
古蜀文明兼收并蓄的文化特质，正是当今成都开放多元文化的历史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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