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岁之前，西蜀青年才俊苏东坡在离开老家眉州之前，不仅是居者有其屋的有产一族，作为当时眉州的“四大家族”之一，在眉州纱毂行一带，还住着“庭院深深深几许”的乡村别墅，过着锦衣玉食的小康生活。但自他随父亲苏洵、弟弟苏辙跨出眉州参加科举考试求功名的那一刻起，苏东坡都在为安居梦操劳发愁，及至其漂泊辗转大半个中国，起起浮浮沉落一生，65岁客死异乡常州时，依然没有解决安居梦。这不仅让人唏嘘纳闷：在尚文轻武的北宋，在GDP占全世界三分之一的北宋，在商业文明高度发达、人文自由开放的北宋，为什么文章光芒万丈、一代文坛宗师苏东坡会终其一生在京城买不起房？苏东坡如果不离开眉州，会发生什么故事呢？是在眉州过着平稳庸常的生活有意义，还是成为我们现在熟知的苏东坡更有意义呢？
一、无忧无虑的少年，度过人生最美的雅居时光。
“穿城三里三，围城九里九”，宋代眉州的城市规模，估计可能和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眉山城差不多，也就几平方公里模样，在宋朝的州府中，大抵算得上中等规模。当时全国有三百多个州，眉州算中等规模，其城市规模也和其州的地位相匹配。
眉州当时的衙门在城市东面，苏东坡一家的老宅子在城西的纱毂行，看来不像市中心，经营着绢帛之类的生意，乡下有一些田产，大抵有100多亩的规模吧。苏氏家族是眉山的望族，祖上官做得最大的，叫苏味道，在唐朝时，官至相位。但到了祖父苏序一脉，光景虽然过得去，但已不是最富庶的一类，因为苏序喜欢呼朋引伴豪饮，喜欢济民疏财，有年天旱，乡亲们荒年欠收，饿得吃了上顿没有下顿，苏序没有待价而沽，而是将存放的三四万石稻谷开仓散粮，救济贫困的村民，大有李白“千金散尽还复来”的慷慨。
出生于这样的家庭，苏东坡的青少年时期，肯定没有为住房发过愁，但苏家的房产到底有多少呢？林语堂的《苏东坡》中没有言明，但至少是比一般中产者还富有的“小康之家”，有侍女有奶妈有管家一类。实际上，奶妈任采莲后来一直跟着苏东坡东奔西走，直至终老。我以前的同事、土生土长的眉山人刘小川所著的《苏东坡》中称，“苏家老宅占地七亩，两进院子，一栋小楼”，感觉有点低估了。
“夜来幽梦还乡，小轩窗，正梳妆。”从1075年苏东坡纪念亡妻王弗去逝十年填的词《江城子》来看，苏家当年的光景确实十分不错：东坡和子由都有专门的读书房，都有专门的奶妈，何况还要居住一大家子人。
二、繁华富庶的汴京，北漂三父子的寺庙寄居模式。
1056年，20岁的苏东坡随父亲苏洵、弟弟苏辙赴京准备科举考试，这时离北宋960年建立已近百年，处于鼎盛时期，商业繁华，物价也不低。
斯时的北宋首都东京，有人口约100万，可能是世界上城市化进程最高商业最繁华的城市。在迪特·库恩所作的《哈佛中国史——宋的转型》中，曾这样激情满怀地写道：“在这个地方，有权势的、有财富的、有教养的、追求时尚的人以及四处谋生的流浪者都混居在一起，成为都市人；在这个地方，金钱、房地和经济上的成功影响了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在这个地方，很短的时间内就可以获得或失去财富”。
之所以如此繁荣，一方面有盛唐时世界典范城市长安的示范效应，另一方面，经历了五代十国动荡后，为让满目疮瘠的城市尽快恢复生机，统治者鼓励私人创业和投资，以吸引人们到他们占据的城市定居、创业，重建城市。
从后周末期开始，东京开封开启了历史上手术最大的扩建，城区面积扩建为原来的4倍，护城河扩建1倍，在土地管理理念上，所有的城市定居者，包括官员、商人、贸易者、工匠、手艺人，都能在城市自由定居，在他们买得起的地方建造房屋。这种在城里把房地产当作商品进行买房的新权利，是中国房地产的商业萌芽，改变了中国房地产的传统观念。
尽管在三线州郡上是小康之家，但到了京城，苏氏三父子物质上的阔绰一下就被比下去了，何况此行是为了功名，何况此行前途未卜，何况此行三人开销甚大，尽管携带了一定的银两，终是不敢也无力置购房产。
那时交通不便，要到京城参加科举考试，从出发到进京准备及应考，从头年秋天礼部的初试到次年春季由皇帝亲自监督的殿试，前前后后耗时要1年以上，贫穷人家，连跨出这一步的勇气都没有。这一年，苏东坡三父子在京城是如何居住的呢？林语堂给出的答案是“寄宿于僧庙”，有点相当于今天的文艺青年北漂住地下室。因为心中怀揣着令人神往的梦想，从乡村别墅到寺庙清灯，短短几个月居住条件的天壤之别，年少的苏东坡也没当回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原本是读书人应有的担当。相对于京城的高房价，京城的热闹繁荣与博取功名报效国家更令这个年轻人神往。
三、变卖眉州全部家产，京城置业仅够交首付。
1057年，对三苏一家是喜忧交集的时光。喜的是，三苏一举成名天下知，成为京城争相热议的话题；忧的是，苏洵的夫人程氏积劳成疾病逝。就像我们所熟知的，苏东坡如果不是因为主考欧阳修太过公允的聪明之举，就会成为浩浩荡荡的科举考试历史长河中500多名状元之一而被载入史册。
按照儒家礼仪，苏洵三父子必须立即赶回老家守丧。宋时的丁忧制为两年零三个月，丁忧意味着，不管你官居何职，身在何方，都必须赶回家丁忧，何况三父子的宦海生涯还没开始。除了特殊情况，朝政确实离开你无法运转外，皇帝可以下令“夺情”，比如张居正的父亲去逝时万历皇帝太过年幼。
丁忧结束，苏洵一家面临人生的重大决择：父子三人都金榜题名，以后就要到祖国的各地去建功立业了，老宅保留还有不有价值呢？保留吧，老宅留存了祖祖辈辈的印记，也留存了他们几十年的时光记忆，但家中连看守的人也没一个；不保留呢，变买了家产，好歹在京城会拥有一席之地，只不过乡村别墅可能会置换成京城蜗居，代价是记忆与牵挂被生生切断了。依后来的情形看，三苏选择了后者。
这和今天城市化飞速加快的农村实际上是一样的，在外务工的年轻人面对日益凋零的乡村与日新月异的城市形成的剧烈对比，已经没有回去的愿望，一间间老屋也就自然而然的荒疏了。而进城付出的代价，也是新城市人难以想象的。这让我想起12年前，我从苏东坡的老家眉山到省城成都工作时，一套在四线城市人居环境、配套一流的新房，卖了到省会城市只够交一套面积缩水一半的旧房子的首付。12年以后，我还在为改善房子的事而操心焦虑。
买房还是租房？这是一个哈姆雷特式的问题。年迈的苏洵的观点是租房，要安置好一大家子人，眉山那点家产变买后在京城即使是三环以外，也只够首付，但那时按揭还没有兴起，何况宦海飘浮不定，说不定哪天又外放了；东坡和子由的观点却不同，他们认为，“租的房子永远是人家的，买的房子才是自家的。何况即使外放了，在京城也有个家，房子以后即便卖，也会涨价”。当然，苏东坡有句估计只说了一半的话咽在了嘴里：自已是人中蛟龙，即使外放地方也是去历练增长才干，终有一天会在朝延挑起大梁，在京城拥有一套房子，就成了刚需。看来，两个儿子的财商比起苏老泉，要高出许多。
于是，苏家三父子在京城宜秋门附近，花8000贯（古代计量单位，同缗(mín，)买了一栋花园洋房，房前房后绿树成荫，还有一方不大不小的花园，当然，房屋产权证上写的户主是苏老泉的名字。8000贯是个什么概念呢，当时苏洵当霸州文安县主簿，相当于县政府办公室主任类的低级官员，一月的薪水是7贯。就算苏老泉不吃不喝连续工作95年，也买不起这栋房子，他是怎样筹够房款的呢？借钱，变卖眉州老宅的积蓄。苏洵的二哥苏涣是进士出身，时任利州提刑，官位和收入远远高于苏洵，所以苏洵买房的时候，跟二哥借钱是一个重要来源，和现在农村起房、刚参加工作的“凤凰男”一类买房靠亲戚朋友帮忙凑差不多。
京城的房子没住几天，苏东坡的任命就下来了，陕西凤翔签判。而弟弟子由，因父亲年迈，谢绝了朝延的外任，辞官不做，留在京城照顾父亲。此一去，到终老的40年间，苏东坡在京城，再也没有机会成为有房一族。
当时京城的房价有多贵，看看以下两个史料就知道了：
北宋初年有个大学士叫陶毂，他亲眼见过老百姓的住房是多么紧张。“四邻局塞，半空架版，叠垛箱笼，分寝儿女。”就是说房子太小，就在房子天花板和地板的中间加一层，隔成小复式。卧室太小，放不下床，就把箱子柜子什么的拼起来，让孩子们睡。这种一家三代挤一个小房子的居住生活，跟电视剧《蜗居》里出现的场景差不多。与当前的开发商为了逃税，故意将房屋楼层挑高变相营销是两回事。
宋朝江浙一带也出现过房奴，有个叫张仲文的宋朝人写了一本书，书名叫《白獭髓》，这本书里描写的房奴生活，那才叫一个惨字：“妻孥皆衣蔽跣足……夜则赁被而居。”存款和借来的钱都砸到房子上了，只能节衣缩食还债，不但老婆孩子身上没一件好衣服，连被子都是租人家的。穷到这份上，城市生活的套路也太深。
有宋一代，许多身居庙堂的高官都曾有过“蜗居”的经历。这些掌握国家政治、经济、军事大权的成功人士，因为居官清廉、工作调动频繁、任职地不固定，或是政治上被排挤等诸多原因，都曾被住房问题困扰。比如苏家的大恩人、发现苏东坡的伯乐、当时的文坛领袖欧阳修，曾经也是租房一族。欧阳修考中进士在京工作多年后仍买不上房子，于是给朋友写信也不免发发牢骚：“嗟我来京师，庇身无弊庐。闲坊僦古屋，卑陋杂里闾。”意思是在京城工作这么长时间，还一直在污水横流的小胡同里租房住，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尽头啊。
四、黄州购办东坡雪堂，小产权房也开心。
“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海子诗句中构建的意境，是每个人诗意栖居的理想追求。
实际上，从25岁进入公务员系统就挤身处级干部行列，在此后的兜兜转转中，历开封推官、杭州通判、密州太守、徐州太守、湖州太守等职务中，苏东坡都没有为住房的事担忧，因为当时都能拖家携口住政府提供的免费官房，相当于计划经济时期吃商品粮的干部，一毕业国家就把住房管了，至少单间是有的，生儿育女后的分房子，视单位的效益论资排辈等着。真正让苏东坡意识到房子重要的是“乌台诗案”之后，以带罪之身到黄州时，问题才显现出来——因为是罪人，政府在住房方面提供的“免费的午餐”没有他的一份了。但一大家子总得有个地方栖身啊，穷则思变，这一变，就变成了后来流传千古的“东坡雪堂”，变出了响当当的“东坡居士”名号。
话说1080年，经历了130天的“乌台诗案”，苏东坡被朝廷贬到黄州——长江边一个贫穷的州郡，与他的老家眉州简直不能相提并论。先是安置在城东的定惠院，与僧人一起吃住，因是戴罪之人，必须遵守“两不准一报到”的规矩：不准签署公文，不准离开黄州地界，每十天到州府向太守报到，表明悔过之心。说白了，就是处于被革职边缘的闲人。
好在黄州太守徐君猷对苏东坡很客气，暗地里给予了不少关照，但东坡毕竟是有罪之人，地方长官也不敢太明显地与罪臣过多地接触。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发现苏东坡改造良好，没有更多的过激行为了，加之家眷也即将抵达，与僧人吃住在一起确实不方便。徐太守爱苏东坡的才气和大名，冒着风险动了恻隐之心，将东坡一家安置在城南官府建造的回车院临皋亭内。
这临皋亭原是朝廷三司的行衙，离江只有几十步，原设有水驿，筑在临江的高阜处。站在亭上四望，江水洄流，白云舒卷，渔舟唱晚，帆影点点，美不胜收。尽管年久失修，破败不堪，但在苏东坡的眼中，已经是妙不可言的江景房了。谢了徐太守，苏东坡就带着儿子苏迈开始重新修葺起来。
乐天知命的性格，文采斐然的才情，使苏东坡像块大磁铁，走到哪吸到哪，即使是戴罪之身，半年过后，很多朋友就冒着风险无所顾忌的前来寻访，富人、穷人、士子、白丁、和尚、道士、词人、书画家、酿酒师、老翁、小孩……原来荒凉无比的临皋亭，一时变得热闹起来，生动起来。
来的人多了，麻烦也来了。苏东坡此番到黄州，是来洗心革面改造的，俸禄极低，加之又不善理财，呼朋唤友多了，花销用度就发愁，成了典型的“月光族”。按照黄州当时的物价，一斗米大约需要二十文钱，一匹绢大约需一千二百文钱，再加上各种杂七杂八的开销，一个月少说也是四千多文钱。没有正常俸禄，但生活还得继续，一向善于持家的夫人王闰之和侍妾王朝云想了个家庭开支“量入为出”的计划经济办法：月初，拿出4500文钱分作30份，一份份地悬挂在房梁上。每天用叉子取一份来开支，节约的放到竹筒里，凑够了就邀朋约友沽酒共饮。生活苟且到这个份上，会过日子的人也过出了诗和远方。
徐太守真是个好人，他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巧妙解决了苏东坡的生计难题，把城东一块废弃的兵营拨给他，约五十多亩，开荒整理后，种稻种麦皆可以。
除荆棘，搬瓦砾，挖水渠，打机井，种秧苗，当过三州太守的苏东坡指挥起全家老小开荒种地，简直是小菜一碟，更关键的是，苏东坡对这块荒地一见倾心，他乐意做这些，所以更多的是身先士卒。由官员而农夫，苏东坡回到民间犹如鱼回到水中一样自由自在，此刻，一个头戴斗笠、手扶犁耙、立在山边田间的农夫跃入眼帘，只不过这个中年农夫除了能犁田耕牛，还能呤诗作画，还会在月夜徘徊。在劳作之余，让苏东坡想起唐朝诗人白居易当年被贬到忠州作刺史时，也居住在城东，还写下了《东坡种花首》《步东坡》等诗句，索性把这块荒地命名为“东坡”，自称“东坡居士”。
第二年春天，新开垦的几十亩荒地上已是麦浪如海，新绿飘香。亲人们又一齐上阵，在离东坡麦田不远的地方，盖起了一座“东坡雪堂”。
关于苏东坡在黄州开荒种地和建筑“东坡雪堂”，陆游有诗如此记载：“早游东坡，自州门而东，冈垄高下，至东坡则地势平旷开豁。有屋三间，一灶头，曰居士亭。亭下面南一堂，颇雄，四壁皆画雪。堂中有苏公像，乌帽紫裘，横按筇仗，是为雪堂……”
“昨夜东坡春雨足，乌鹊喜，报新晴。雪堂西畔暗泉鸣，北山倾，小溪横。南望亭丘，孤秀耸曾城。都是斜川当日景，吾老矣，寄馀龄。”从苏东坡当年在黄州所做的《江城子》来看，他对这种陶渊明似的归隐生活充满了向往。
秦观、米芾、陈季常、巢谷、参廖、吴复古……很多一生的知交好友，都不远千里赶来相聚，陪苏东坡度过这段失意的时光。黄州四年，有的甚至来了数次。东坡雪堂有时是高朋满座，当地的太守，过境的官员，志同道合的朋友。而在平时，这大雅之堂谁都能来，城里的穷秀才，军营的老士兵，村中的流浪汉，他们来蹭酒喝，听主人讲新闻，说旧事，谈鬼魂。一天，面对各色朋友相聚，苏东坡喃喃自语：“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卑田院乞儿。”
“去年东坡拾瓦砾，自种黄桑三百尺。今年刈草盖雪堂，日灸风吹面如墨”，这是苏东坡自己对东坡雪堂的题诗。平时，苏东坡一家大抵住徐太守提供的临皋亭，客人来了，通常安排到东坡雪堂居住。按我们今天的眼光看，建在荒地之上的东坡雪堂，可能连小产权房都有点靠不上，说不定还是违章建筑，苏东坡却满心欢喜，在这里的五年，他过上了向往已久的陶潜式隐居生活，成了名副其实的隐士。
黄州五年，苏东坡的艺术呈井喷状，诗词达到了巅峰，《念奴娇·大江东去》、前后《赤壁赋》，抵达了豪放派诗词的高峰，奠定了他在中国诗词的地位；《蝶恋花》又写出了无限婉约柔情。书法上，《寒食贴》横空而出；绘画上，怪石枯木栩栩如生。而作为寻常百姓，他发明了“插秧机”，大大节缩了农事时间；研制出了“东坡肘子”“东坡鱼”“东坡肉”，改变了当地人的饮食习惯。难怪乎余秋雨先生会在《黄州突围》中发出这样的感慨：“到底是苏东坡成就了黄州，还是黄州成就了苏东坡？”。
苏东坡离开黄州后，从此再也没有回去过。此后的岁月中，每当遇到不顺心时，都会想起黄州，甚至想逃回黄州继续过简单的耕种生活，尤其是他投入了很大热情兴建的东坡雪堂，置放着他的书桌和与友人诗酒唱和谈笑风生的东坡雪堂，成了他心心想念的家园，“东坡不可荒废，终当作主，与诸君游，如昔日也”。
五、惠州兴建半山别墅白鹤居，新居落成两月再贬海南岛。
1094年，苏东坡科举考试的“同年”，一生视为朋友而被对方一生视为假想敌和竞争对手的章惇为相，干的第一件事就是将“老朋友”苏东坡贬到岭南惠州，此时的苏东坡已经58岁，接近退休年龄了。毫无例外，被贬官员的居住又成了老大难问题，在居住了地方太守基于礼遇而提供的官舍半月之后，苏东坡和最小的儿子苏过住进了嘉祐寺，这已经是他离开眉州以来，第三次居住在寺庙了。
以苏东坡对生活的热情和几十年沉浮对官场的理解，想到这把年纪了，朝廷怕是对他既没有重用的机会也不会有更差的贬谪，加之惠州的风物气候十分合他追逐自然的天性，于是试探性的给京城的好友王巩写了封信，表明想定居惠州的想法，“……南北去住定有命，此心亦不念归。明年买田筑室，做惠州人矣。”
次年三月，苏东坡开始了毕生的第二次筑房经历，选在惠州城东的一座半山腰，地形有限，只有半亩左右，但风景绝佳，背山面河，开窗即可见河上风光蜿蜒而来，还有两家邻居，一家是惠州惟一的翟秀才，一家是酿酒的林太太。对这次起房，苏东坡投入了很大热情，不仅建了房屋二十间，在空地上种了荔枝、杨梅、枇杷等果树，房子上梁的时候，还根据从房屋不同角度望过去的风景，写了六节不同的诗词来抒发胸臆。这需要多大的生命冲动，才能保持如此的激情！支撑他的，不仅是和娇妻王朝云在这里安度晚年，还要把另两个儿子的小家庭从宜兴接过来，共享天伦之乐。
令人无限悲恸的是，新宅还没有竣工，王朝云因为一场疟疾瘟疫，竟然不治身亡。
1096年2月，苏东坡的新居经过断断续续的修建终告落成，房前屋后已是果实硕硕、绿树蓊郁，他将这座建于白鹤峰上的新宅取名为“白鹤居”，将书房取名为“思无邪斋”，将主卧室取名为“德有邻堂”，推开窗门，就是白水山和不太遥远的罗浮山。“日晱荔枝三百颗，不辞长做岭南人”、“罗浮山下四季春，卢橘杨梅次第新”……可以想象，苏东坡就着自己研制的墨砚，用狼毫写下这些锦绣诗句时，心情是如何的怡然自得，与岭南旖旎的风光、纯朴的民风相比，官场的失意又算什么呢。
长子苏迈带着媳妇和两个儿子来了，幼子苏过媳妇已经在身边，次子苏迨在宜兴准备科考，苏过还在临近的曲江县任县令。为了盖这幢房子，苏东坡花光了手中不多的积蓄，生活只靠苏迈微薄的薪俸。儿孙绕膝的天伦之乐刚刚拉开帷幕，和一辈子追求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情怀相比，普通寻常人家的喜怒哀乐柴米油盐酱醋茶，更真实更接地气也更简单，活了一辈子，苏东坡总算活明白了。人逢喜事精神爽，作为一名伟大的文学家，高兴的时候，自然也会吟诗赋词、诗友酬合一番。苏东坡没有想到，祸再次从“诗”出，一首描写在春风中眈着寺院的钟声酣美午休的诗，再次让章淳将他贬到更远的“天涯海角”。
话说章淳对苏东坡在岭南的一举一动，都派了暗探了解得清清楚楚，尤其是对苏东坡做的诗词，必须收集，收集后加以分析，以研判苏东坡的思想动态，看看这人是否是“廉颇老矣”，是否还有东山再起的机会。前面我们说过，章淳一生都视苏东坡为竞争对手，他环视普天之下，能和他的宰相之位形成竞争态势，最强劲的对手就是苏东坡。“白发萧散满霜风，小阁藤床寄病容。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面对手下的小偻㑩送来新收到的苏东坡的诗句，章淳没有从文友的角度去欣赏，只是狡猾地说了一声：“原来苏东坡的日子还过得蛮舒服嘛！”于是颁发了贬谪海南儋州的命令。
而此时，离白鹤居落成仅两个月。
六、建桄榔庵原想终老一生，殊料客死常州出租屋。
在儋州的日子，苏东坡在城南一片槟榔林里，在当地居民的帮助下，盖了三间简陋的房子栖身，取名为“桄榔庵”。在给友人的信中这样写道：“初至，僦官屋数橼，近复遭迫逐，不免买地结茅，仅免露处，而囊为一空。困厄之中，何所不有？置之不足道也，聊为一笑而已。”看来，已到垂暮之年的坡公，再也没有财力和精力在海南盖一处像白鹤新居那样的豪宅了，即使如此，苏东坡在兴建时已经倾囊而为。
“但寻牛矢觅归路，家在牛栏西复西”，意思是说，踩着牛屎去找自己的家，可见当时东坡的住所之简陋。即使这样简陋的房子，苏东坡还差点放火把它化为灰烬。话说一天制墨专家潘衡来访，两人在房间里燃松脂制墨，至半夜，不小心起了火，差点把房子烧掉。
在这所一贫如洗的“桄榔庵”里，苏东坡度过了两年半轻松自在的时光。命运总是和苏东坡开玩笑，就在他打定主意要在这“天涯海角”终老一生时，1100年，徽宗继位，大赦天下，苏东坡在其册。苏东坡的最新任职是故乡四川一个寺院的管理人，专司庙产管理。宋朝官员的退休制度是，朝廷将退休的官员任命为寺院的管理人，处于一种半退休状态。并且一个更加利好的消息是，他可以自由定居在祖国各地。
到底在哪里颐养天年？这个不是问题的问题，对名声太盛的苏东坡而言，真正成了大问题，因为希望他去比邻而居的朋友实在太多。作为北宋文坛当之无愧的第一大V，想和他成为邻居的人大有所在，最希望居住在一起的，当然是弟弟子由，骨肉情深，这对普天下逼格最高的兄弟之间，年轻时就有个约定，等到将来无官一身轻了，要一起“夜雨对床”，享受最纯静最质朴的兄弟情，然后一起慢慢、慢慢变老。而苏东坡一生的政敌、文坛惺惺相惜的大佬王安石也希望他到金陵定居，两个人争吵了一辈子，实质上出发点都是一样的，为北宋江山社稷着想，现在历史的舞台不需要他们去争这些了，两人在文学上毕竟是相通的，可以解开心中的恩怨，用文字的光芒烛照灵魂深处。还有，还有很多大伽都发来了热情洋溢的邀请……
但苏东坡却没有选择北上与子由在颖昌居住在一起，这个一辈子政治上简单透明的人，到老却顾虑重重起来，他现在对自己的判断是：在朝廷当红大员的眼中，他是一个问题老人，如果北上与子由住在一起，目标太大，说不定哪天又要因为诗文惹事，到时不仅自己老身不保，还要连累子由一大家子，人到老年，折腾不起啊。最终，苏东坡将养老的地方圈定在了常州（宜兴），因为之前，他在这里向子由借钱7000贯买了一所房子。
苏东坡生命的最后49天，是在宜兴度过的，并且是在好友钱世雄给他租的一栋房子里，由三个儿子照顾中度过的。前面我们说过，基于常州临近太湖，风景优美，苏东坡早年在此贷款置了田产，买了一套二手房，但一天晚上散步时，在街上听到一位老太太大哭，问明原因是其儿子不孝，将祖业房产卖了，而细问后得知，买房人竟然是自己，于是把房契还给了老太太，购房款也没有追要了。常州作为苏东坡生命中最后停留的地方，作为他认定的第二故乡，却是以无房户的身份而临终的。
七、九年京城要员生涯，荣光背后是租房度日的尴尬。
事实上，苏东坡是有机会、有能力在京城置下房地产业的，并且可能相当于现在北京内环至一环的黄金位置，如果他愿意，在惟一一个两度为官的杭州，购买一幢临西湖的房产也是可能的。作为治理好西湖的太守，分套推窗即能观西湖的湖景别墅，无论如何也不过分。既使调离了，也可以像我们现在位居高位的不少官员离位时占着低价购的官邸不还，美其名 “我对这座城市有感情，这里是我的第二故乡”，继位者自然也不好意思催收你的房，因为“人事有代谢”，他也要调离的嘛。
为什么说苏东坡既使不贪不占就能购买得起京城的房子呢？这还得从北宋对官员的俸禄以及苏东坡的官阶说起。苏东坡作为科举考试的榜眼，进入仕途的起点就是副处级，比普通人高了很多，同时考入公务员的人与之相比，收入也不可能同日而语。那是官员的收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死工资，按官阶大小设定的工资线；另一部分是职田，所谓职田，就是朝廷为了让地方官衣食无忧，专门划拨给他们的耕地。当然，官越大，职田也越多。
以25岁的苏东坡在凤翔做副处级的签判为例，他当时每月的薪水20贯，而父亲苏洵任相当于县政府办公室主任正科级干部仅7贯，此外还有400亩的职田。如果把400亩职田出租给佃户，每年收租大约在800贯左右。把薪水和职田加起来，苏东坡的年收入已经超过了1000贯，这个收入水平在北宋是很高的，意味着他存上8年积蓄，就能在京城买一所花园住宅。但是苏东坡没有买房，他和他的妻子王弗、儿子苏迈借住在凤翔府，直到三年以后调离凤翔。苏东坡为什么不买房？因为他把自己的积蓄用来帮忙还父亲在京城买房时的欠债了。和我们今天的年轻人一样，大学毕业一进入社会，苏东坡就开启了“房奴”生涯。
宋仁宗熙宁四年（1071年），苏东坡被调到杭州任通判，月薪涨到了30贯，职田增加到700亩，年收入大约在1800贯左右，稍微攒上几年钱，买房是不成问题的。可是苏东坡仍然没有买房，不是不想买，是钱不够。年收入那么高，为什么钱不够？因为他的开销太大。他去杭州赴任的时候，跟着他一起去杭州的可不光是他的妻子和儿子，还有他小时候的奶妈任采莲，以及他的侄媳妇和两个侄孙。苏东坡是个很看重亲情的人，奶妈哺育过他，所以他要把奶妈带到任上去享福。侄媳妇和两个侄孙则是因为没有生活来源，族里没人管，苏东坡独力把他们养起来。事实上，苏东坡后来得知某个堂姐死了丈夫以后，还慨然承担了供养堂姐及其子女的重任，直到堂姐的女儿出嫁，都是他出钱做的嫁妆。慷慨好施的苏东坡靠一人之力养活了一大群亲戚，同时还在继续归还父亲在世时欠下的债款，以至于他在杭州做了三年通判，离任时的积蓄只有几百贯钱。
15年后，苏东坡以朝廷官员的身份去杭州做太守，薪水涨了一大截，年收入已经超过了2000贯，还是没有买房。这时候他已经还清了父亲欠的债，积蓄也相当可观了，但他似乎对房子的兴趣不大，总是把钱花在他认为更需要的地方。比如说，面对杭州来势汹汹的瘟疫，穷苦百姓没钱买药，奸商们又趁机哄抬药价，苏东坡主动带头捐出50两黄金，在杭州城里建了一所公立医院，修起了好几所福利院，不仅免费给百姓治病，还把因瘟疫失去亲人的孤儿养起来。
从苏东坡流传于世的诗文可以得知，苏东坡每次进京述职，都是借住朋友家的房子（父亲苏洵在世时购买的那所住宅后来被卖掉了）。他跟驸马王诜交好，经常去王诜的府邸里借宿。他还有个老乡叫范镇，是退休的京官，在开封南城买了一所房子，也是苏东坡经常借宿的好地方。后来苏东坡的儿子在开封结婚，老苏没能力给儿子买婚房，只好让他们小两口借住范镇的房子。公元1084年，苏东坡将近五十岁的时候，为了让家人有个安身之所，终于在江苏宜兴买下第一所房子，也是最后一所房子。这回他跟他的父亲苏洵一样付不起房款，只好向身居高位的弟弟苏辙进行民间借贷。
实际上，苏辙的日子比哥哥苏轼也好不了多少，虽然总体上官要当得大些，收入要高些，动荡起伏没有苏东坡动静那么大，但兄弟连心，苏辙始终是苏轼政见的支持者和铁杆粉丝，苏轼每次动荡翅膀扇起的蝴蝶效应，都会波及到苏辙，最主要的是，苏辙子女多，负担更重。“我生发半白，四海无尺椽”，“我老未有宅，诸子以为言”。从苏辙的这些诗句中，我们也看到了他的抱怨和不安，意思是说，自己活了大半生，头发都花白了，还没有弄上一套房子，搞得自己在儿子们面前抬不起头来，他们还老是抱怨。
苏辙活到快七十岁的时候，心一横，卖掉一批珍贵的藏书，拿出攒了一生的积蓄，到底还是买了一个不错的大院落来安置一大家子人，通过改扩建的各种擦边球，竞也有上百间的规模。但读者诸君要注意的是，这处房产不是在京城，而是在京城开封南边的一个叫许昌的卫星城市。既使这样，苏辙也是使出了浑身解数，“盎中粟将尽，橐中金亦殚”。末了还不忘自嘲一把，“我老不自量”，意思是到了这把年纪，还来勉强做房奴。
宋朝房价是很高的，一个平民百姓靠种地或者打工，拼命几百年也未必买得起一套像样的房子，可是对宋朝官员尤其是高级官员来讲，高房价并不是问题，因为他们的收入也非常高。苏东坡也是高收入群体，但他买房很晚，因为他把钱都花给了亲人和穷人，投入到自己认为值的事情上了。
从1085苏东坡回京城当起居舍人起，他在京城呆了九年左右，当了9年的京官，最低官衔是正五品，最高官衔是从二品，先后做过吏部、礼部、兵部尚书，相当于副国级了，这样的身份，依然是没有买得起京城的房子。
由此我们纵观苏东坡的一生，为官40年，起点是副处级，巅峰是副国级，在京城没有一处房产，在宜兴置了点产业，还是向弟弟子由借钱东拼西凑才实现的，在黄州、惠州、儋州修了点小产权房，搭了点违章建筑，最短的只住了两个月，最长的也仅三年左右。
和今天的“凤凰男”进城的奋斗史不一样，苏东坡踏入仕途进城是有一定家底的，他一次次与理想的居所擦肩而过，不是买不起，而是乐善好施心忧天下的性格，决定了他的心思不在这上面，也许，“诗意的栖居”住在他的心中，住在他的诗词“大江东去”里。
当我在电脑上断断续续的写这篇文章时，中国大地发生了几起吊诡的事，看似互不相干，却高度一致的指向了房市――最能调动中国人敏感神经的焦点问题。
去年4月1日，中央作出以河北白洋淀为中心，兴建雄安新区的决定，称其为超越深圳特区、上海浦东新区的“千年大计、国家大事”。面对这样的大事件，人们作出的第一反应不是热议中央重大决策给经济社会可能带来的重大影响，而是以北京市民为主的各地人们连夜驱车带着现金到雄安新区所在的三个县去买房炒房，极端的投机主义将当前的世道人心暴露无遗。难怪有人说，建深圳特区时，全国人们涌去是为了工作，为了使命，为了寻找机会；建上海浦东新区时，人们是在热议中国新的经济增长点在哪；而雄安新区刚一出炉，更多的人是在想自己如何去浑水摸鱼，在巧取豪夺中分一杯羹。
与之相对应的是，全国各地的炒房行为，每天一变的房价，已经把实体经济冲击得不堪一击，不仅从事实业劳神费力，而且忙碌一年还不及手握资金的炒房人的收益，而炒房，解决不了不实实在在的就业，产生不了实实在在的社会价值，人们正用极端的私利的攫取摧毁着中国经济的基础堤坝。
世事如棋，变动不居。尽管我们都知道生活没有假设，但如果我们假设苏东坡不离开老家眉州，他会成长为什么样的人呢？苏东坡生活在政局相对平稳的北宋时代，尤其是西南一隅眉州几无战事，也许他终其一生，也不会为房子的事发愁，也许他会与弟弟子由将家业越做越大，也许他会成为一代隐士。但可以肯定的是，没有那跌宕起伏的一生经历，苏轼成不了今日历史上的苏东坡，甚至我们都不知道，在遥远的北宋，会有这样一个家庭这样一个人曾经来过人世。
夏钦，成都市青羊区文联副主席，先后在企业、乡镇县市区机关、街道和新闻单位工作，现供职于一基层新闻机构，多篇作品散见于各类报刊杂志。20余年工作经历，多数时间与文字相伴，白天为生计奔波，夜晚为灵魂歌唱。在阅读中思考、在思考中表达，是人到中年业余生活的重要打开方式。作为一名苏东坡故乡的后辈，慕东坡先生已久，面对浩如烟海研究苏东坡的作品，愿以一个新闻人的方式，不断发现一些属于自己的视角和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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